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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铚秀将军在云南边境的“八年抗战”(1978—1985)

    信息发布者:舒符义
    2019-03-22 12:09:30    来源:人物传记   转载

    1979年2月25日,震惊世界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西线柑塘之战开战的紧张时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患急病回京治疗,中央军委旋即令张铚秀副司令员代理军区司令员指挥作战(1980年1月正式任命张铚秀为昆明军区司令员)。从那时起直到1985年10月,张司令员不负众望,殚精竭虑地指挥了西线的自卫反击及边境骑线拔点作战,为巩固祖国的西南边疆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2012年初夏的一天,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了张铚秀老将军的夫人丁亚华老人和长子张政民少将。

    【一】

    丁亚华老人当时已92岁高龄,但耳聪目明,精神很好,讲起往事如历历在目一般。早就听说丁老是清末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曾孙女,所以记者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是的,丁汝昌是我的老祖。甲午海战失败,老人家以死报国,那年他才五十九岁。他尽忠以后,朝廷中许多人诋毁他,他成了腐朽清廷的牺牲品、替罪羊。‘文革’时,造反派又掘开了他在安徽无为县老家的坟墓,因为是‘罪臣’,所以棺外还打着三道铁箍,开棺时,遗体还着囚服,保存尚好。老人家虽然位居高官,但一生清廉,再加上是‘待罪’之身,所以陪葬品很少。造反派把盗挖出来的‘破铜烂铁’一古脑儿送到废品站卖了,得来的钱总共只买了一辆自行车!老家还有些古董之类,我和弟弟们参加新四军后,都变钱给部队用了。”

    “我和铚秀相濡以沫几十年,印像只有一个,他总是很忙。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他任26军、68军军长和司令员时,经常半夜就被叫去处理紧急军情。1979年自卫反击战发起之前,他陪着王必成司令员和杨得志司令员到前线检查备战情况,晚上就在招待所或部队的营房里借着手电筒、马灯趴在地下看地图,几个月也不回家。杨司令病重,他接任司令员后更是忙了,老山、者阴山之战他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有关他指挥打仗的事,你还是和我们老大政民谈吧,他是内行。”

    【二】

    张副司令不愧是将门之后,谈兵论战虎虎有声。

    我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大小几百仗,但要说紧张还是在云南这“八年抗战”(1978—1985)。所以今天我就重点谈谈我父亲这一段的经历和我在参战中的点滴感受。

    1978年以后,云南边境形势日益紧张,中央也做出了进行有限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从那时起,如刚才我母亲讲的那样,我父亲即长时间陪同王必成司令员和后来到任的杨得志司令员制定作战计划,检查部队战备情况及繁重的其它工作。在战前的作战会议上,我父亲指出云南方向往河内的主要通道有三条:一是从河口过安沛到河内。二是从麻栗坡经河江、宣光到河内。三是从金平通莱州到河内。比较这三条通道,只有从河口方向出击可以达到理想的战役目的。以河口方向为主要攻击点,同时在金平、麻栗坡两翼做牵制攻击。西线战场的关键是能否迅速渡过红河,突破越军红河防线。

    战前,我父亲和杨得志司令员几次到担负红河方向作战的13军与军领导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以偷袭手段抢渡红河。开战前一天,我军封锁边镜保持无线电静默,隐蔽战役企图。为了麻痹敌人,白天让边民保持正常生产秩序,晚上派出部队军车在红河岸边公路上开灯往来行驶。农场的拖拉机、部队工程兵的推土机整夜轰鸣,掩护13军第一梯队在北山至坝洒一线7个登陆场偷渡。

    2月17日0时30分,13军用冲锋舟、橡皮艇经过2个多小时,把4个营送到对岸,敌军未发现,到6时又有4个团、3个加强营、5个步兵连渡过红河,迅速攻占敌沿河要点,偷渡红河获得成功。

    过河部队开始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到17日4时,敌军发现我军企图,但为时已晚,各先头部队开始围歼敌防御支撑点。经过31个小时激战,13军部队在长达48千米的地段上全线突破,歼敌干余人。

    与此同时,14军的一线部队开始向敌工事坚固的老街发动猛攻,迅速攻占小曹、班菲、铺梅,切断了老街与孟康、发隆之间的联系。具体战况你已经采访过时任14军军长的张景华老将军,我就不多说了。11军也从金平向封土方向发起攻击,牵制敌王牌军316A的东援行动。至此,敌苦心经营多时的第一道防线被我军全面攻破。为了阻止我军向纵深发展,其345师开始在老街南面的东南亚最大的磷矿柑塘集结,同时316A师也在谷珊和红河右岸集结,策应345师,企图守住柑塘,至此我西线部队进入第二期作战。杨司令员和我父亲他们也紧急调派部队,命令各部于19日12时前讯速围歼被包围的各点之敌。然后13军、14军开始向布亭等地发起猛攻,准备围歼345和316A两个师。军委邓小平副主席发来电报,要求部队在柑塘打个恶仗,歼敌万把人。我父亲他们制定了围歼柑塘之敌的方案上报军委,军委很快就批复了上报方案。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由于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突患重病,离职赴京治病。军委紧急任命我父亲为代理司令员,全权指挥西线作战。

    【三】

    为达到围歼柑塘之敌的战役目的,我父亲命令13军37、38师向柑塘突击,39师攻击西侧代口控制10号公路,阻敌东援柑塘。14军40、41师沿7号公路向朗洋、郭参、铺楼方向突击,从东边策应13军。同时令11军迅速占领巴沙山口,尔后直取封士。柑塘之战于2月23日7时打响,激战1天即全部占领柑塘北面各个门户要点。24日18时55分,我37、38师完成对柑塘之敌的合围。2月25时0时,攻克磷矿火车站,12时占领柑塘市。除敌345师师长带少数残部逃跑之外,345师基本被全歼。

    柑塘之战结束后,我父亲又着手计划围歼敌316A师的作战。因教训地区小霸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根据总部指示,我父亲对部队下达了相机围歼316A师的指示。3月2日,14军40师攻占铺楼、11军31师攻占封土,50军149师攻占沙巴。之后各部即停止向前推进,打扫战场搜索残敌做撤军准备。

    3月4日,我西线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交替掩护撤回国内。从3月5日到13日,作战部队全部安全撤回,只有9人失踪,所有武器装备包括战损的都完整地运回国内。

    我西线作战部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连续作战17天,突破敌军纵深40千米,攻占了老街、柑塘这两座重要城市和坝西、保胜、孟康、封土、沙巴等5座县城,前出郭参、铺楼,彻底摧毁了作战区域内的所有军事设施,歼敌12300余人,造成了从西面威逼安沛、河内之势,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地区霸权气焰,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我父亲作为军区司令员、西线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共有6人参战。我那时在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联合组成的观察组,深入战区具体评估部队作战和情报搜集整理工作。

    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西线我军的作战是相当成功的。首先是偷渡红河达到了战役的突然性,虽然敌人知道我们会进攻的,但用敌俘虏的话讲就是“我们以为你们在发动进攻前,肯定会炮火准备的,所以规定在你们炮火准备前,不得暴露火力点。当你们的部队进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侦察部队,不是大部队……

    还有在西线的几次重要作战中,如攻占老街、柑塘、封土之战等,我军无论从战役计划到作战实施等都是很出色的。尤其是在我军后撤过程中,各部队交替掩护有序后撤,十几万部队只有9人失踪,所有装备包括战损的都带回来了,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讲过:“撤退是一种最困难的战争行动”。我认为无论是战败撤退或战胜撤军都是如此,搞不好是要吃很大亏的。尤其是在这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主动撤军行动更是如此。客观地讲,由于我军这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以惩罚为主的特定作战意图及速战速回的作战方针,再加上敌军顽强的战斗力,以及特殊的地形,敌军的某些主力部队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歼灭打击。而且敌军也旱有不和我军硬拼的作战策略,他们采取我们的老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在敌国纵深地区缴获了不少他们在战前下发的文件,内容很多都是讲“对付中共军队打一下,就要撤到山里去”……我之所以要谈上面一些情况就是要说明如果我们的主动撤军行动没有组织好,那些还有相当实力的敌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给我军造成很大麻烦。

    虽然我们打到敌国内纵深时,某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仍然是遵守纪律的。我讲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部队住在一处靠近一座小山的村庄里。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当晚我们的战士住在民房里。那几天阴冷潮湿,战士们想点火烘一下屋子,但柴草太湿不容易点着。于是战士把一枚炮弹的弹头拔下来,倒出药筒里的发射药来引火,不料火苗子一下予窜上了房子,把房子引着了。为了弥补其农民的损失,我们给他们留了不少的越币,另外还写了一封短信说明情况。正在这时,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就躲在不远的小山上,村里的情况他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讲,不用给他钱,因为越币不值钱,买不了什么东西,再说当地也特别穷,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问他想怎么办,那人说:最好能给他点大米,于是我们就送了几袋大米给他,他非常高兴。类似情况其它部队也很多,总之作战期间我们部队都能很好地执行相关纪律。

    【五】

    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之后,敌军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猖狂扩军备战,抢占边境上的制高点,严重地威胁着我西南边境的安全。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张铚秀将军坐镇西南,统领数十万部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骑线拔点作战。

    1981年2月2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召开了重要的作战会议。会上我父亲传达了军委及军委批转的杨得志总参谋长在“801”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研究了军区部队的作战规划。我父亲在会上就备战提出了“调整人事,改革制度,整顿作风,提高战斗力”的17字方针,详细论证落实了各项作战具体措旋。

    这次会议结束不久,我42师于5月7日和21日在麻栗坡和扣林地区全歼侵敌军两个营。

    1984年4月19日,昆明军区奉命收复被敌军占领的老山和老阴山。根据军委的作战意图,我父亲提出先打老山后取者阴山的作战方案,因为老山是西线越军防御的重中之重,对我船头地区纵深20千米威胁最大,攻克老山夺回主动权震慑敌军。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作战方案,以14军40师配属41师122团攻打老山,11军31师打者阴山。我父亲率军区作战机关在麻栗坡磨山开设了军区前方指挥所,具体负责指挥“两山”作战。

    备战期间,我父亲带领前指相关人员亲临第一线,与参战部队反复修改完善具体作战方案,抓好部队模拟训练和诸兵种协同

    经过认真准备之后,4月28日—30日我14军40师和11军31师分别对老山和者阴山发动拔点作战。

    经过一日激战,我军攻下老山主峰及其它重要高地,歼敌1200余人。接着31师也收复了者阴山,歼敌580人。5月15日,41师122团攻占了八里河东山,歼敌2个连。

    我军收复老山等战略要点之后,敌军十分恐慌,向河江地区紧急增派了10个步兵团、4个特工营、14个炮兵营向我猖狂反扑。敌军第二军区司令员武立中将亲到老山前线督战并口出狂言:“不拿下老山不当司令!”从5月初到8月末,我军顶住了敌人30多万发炮弹的轰击,打退了敌人连以上规模的进攻70余次。这其中战斗最惨烈歼敌最多的当属“7·12之战”。

    战前,我父亲从敌人的种种迹象中判断出敌人极有可能在7月12日向我展开大规模进攻,随即命令部队做好一切迎敌准备。12日凌晨5时零5分,敌人果然开始向我老山地区的28个高地发动全面进攻。而我军则先敌之前在我阵地前300米进行猛烈炮击,实施火力侦察,敌军潜伏部队的两个营长被击毙。但敌军也很顽强,轻伤员无一呻吟,重伤员至死不动。失去指挥的部队不慌乱不暴露,并保持无线电静默。当时师前指见没有情况,下令除一线部队保持警惕之外,其余人员睡觉,凌晨敌人扑上我阵地来势凶猛。我军集中了老山地区的所有炮群,甚至40师的坦克营也一字排开,以直瞄火力炮击敌人。大小口径的火炮按射程远近分别对纵深、浅近纵深及前沿之敌展开猛烈炮击。整整一个上午越军主力被我强大火力压制,未能接近我前沿阵地。到下午,几乎所有火炮的2.5个基数(122毫米榴弹炮一个基数为100发,160毫米重迫击炮一个基数为60发,130毫米加农炮一个基数为80发、152毫米加榴炮一个基数为60发……)全部打光!为补充炮弹,战前我前指临时抽调征用地方运输车辆400多台抢运炮弹。

    敌军一个营趁我火力稍弱之机抢占我一个高地,但我军旋即以一个榴炮营的火力予以地毯式火力覆盖,当我军一个排45个人15分钟收复阵地时,敌人一个营几百人只剩下6个活的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继续以整营整团的规模向我阵地轮番进攻,但在我军压倒性优势火炮打击和部队的顽强抗击下,在一整天的时间里,敌人仍在出发位置,寸步未进,伤亡近4000人,占整个两山之战敌军伤亡数的43%。“7·12之战”,彻底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敌遭此惨败以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984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利用老山这个战场轮战锻炼各大军区部队,我父亲作为主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严密组织指挥了本区和外区部队在老山的轮战。在这期间,昆明军区和外军区参加轮战的部队总数在40万人以上,在我父亲和军区其他负责同志的精心组织指挥下,圆满地完成了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

    1985年春节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到云南边防视察,挥笔为昆明军区题写“国威军威看西南”七个大字。我想这应该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父亲他老人家殚精竭虑几十年从军生涯的承认和最高褒奖吧。

    长期以来,关于那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西线我军最高指挥员究竟是谁,社会上流传着许多不正确的说法,甚至一些权威刊物也以讹传讹、混淆视听。本刊记者这次采访的本意就是要用丁亚华老人和张政民副司令的亲口讲述以正视听:是开国少将张铚秀老将军亲自指挥了那场长达八年的西线自卫反击作战。(转自五龙居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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